山东铜元局开铸之初设备和祖模来源（刊于《广西钱币》2015年第3期）

姑苏铜元 · 发表于 2016-3-4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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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山东巡抚周馥奏请设铜元局，次年七月开铸横山东小坐龙铜元。周馥之子为负责筹建北洋银元局的周学熙，故诸谱皆有山东仿北洋之说。因此，欲说山东必先厘清北洋，北洋脉络清晰则山东小坐龙由来一目了然。

铜元局或银元局开铸必需两个条件，一是设备一是祖模。本文试从此两者入手，略说山东铜元局与北洋银元局的关联。

（一）北洋银元局开铸之初的设备来源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北洋银元局奏设，十一月开铸铜元，印花机来源于北洋制钱局和上海库存的旧机器。周学熙自云：“时，袁公也升任直隶总督，锐心图治，委余总办银元局。正值乱后收复天津，兵燹之余，私钱遍市，物价沸腾，民生凋困，亟思有以挽救之。于是，创办造币厂，鼓铸铜元，搜求机器，仅得东局灰烬之余及上海旧存锈蚀残缺之件，精心构思，设法修配，昼夜兼营。自八月度地，仅三阅月，房屋机器一律告成。向来开办机厂，无如此之速者。十一月间开铸，市面赖以接济，物价顿平，人心大定。”（《周止庵先生自序年谱》）

北洋银元局开铸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前陆续有新机器运至，由于仓促开工，这批新机器没有及时赶上上年十一月的开铸。《银元局拟添工额增经费限铸数严赏罚详请核示文并批》：“窃照职员上年十月间，将老厂机器核明正工、加工数目，配定匠徒人数，以二百十七名为额，并陈明将来新厂人数从减，先由老厂抽调熟手，另以新徒填补，详蒙宪台批准在案。现计新厂各种机器陆续运到，约四月底大致可齐，亟应预招工徒先随学习，兹按新机核算，拟招选新徒二百名，除原有之额外匠徒、高等学徒一项仍专归修机厂练习机器，其余三十一名尽数拨充外，补招一百六十九名，先宽收数名留厂试看，随时剔选。……查老厂原定每日正工三十三万六百枚，兹按新厂机力约计五月以后应校旧数加做一倍以上。”上年十月指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此文中以开铸时间为节点，分为“老厂”、“新厂”。

北洋政府财政部造币总厂1914年成立之际统计有《造币总厂原有机器统计表》，其中美国常生厂和日本作山铁山厂的印花机仅有如下三条信息：
中号印花机 7架美国常生厂造已用八年，被焚后，修成六架，移用至西厂用，其余一架不堪修理，现在东厂作废。
小号印花机 4架美国常生厂造已用八年，被焚后，不堪修理，现存东厂，作废。
小印花机 8架日本作山铁工厂造已用十年，现在西厂用（即原北洋银元局旧址，西窑洼，本文作者按）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二日《财政部户部会奏天津银钱总厂开铸酌拟简明章程折（附章程）》：“查铸造银，铜各币，必须讲置合宜机器，当经督饬该提调等，向天津瑞记洋行，订购美国常生厂新式铸造银、铜元通用机器全份。订立合同，限期运津。并由该提调等，会同升任天津道王仁宝，将全厂工程催趱建造。嗣于本年春间，工程修造报竣。该洋行所定各项机器，亦已催令陆续运齐。督饬华、洋工匠随到即行安设，现亦安设配置完竣，当即遴派员司，召集工匠，于本年五月初八日开机。先行试铸铜元。”我们虽不知当时统计设备已用年限采用何种换算方式，但由造币总厂1905年5月用常生造币厂机器开铸可知（已用八年），已用十年的日本作山铁工厂小印花机，应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约五月左右开始使用，即上文中提及是年四月陆续运至的新机器应是日本造，含日本作山铁工厂的小号印花机。

综上，北洋银元局在开铸之初，印花机来源于北洋制钱局和上海库存的旧机器。由于开工时间紧，订购的日本新印花机至次年四月才完全交付。

（二）北洋银元局开铸之初的祖模来源
通常情况下，清代各省铜元局向有机器设备与祖模雕刻同时向某一国外厂家打包订购的习惯。如上北洋银元局的设备有三个来源：一订购的日本机器、二北洋制钱局残留机器、三上海库存旧机器。后两者与国外造币厂已无联系，通过此两渠道代刻祖模亦未见文献。从设备来源看，祖模最大的可能是来自日本。

周学熙《东游日记》1903年3月21日：“早九钟赴正金行，看一两重银元印花模，即去年托造币局代镌百副之一，纹、字精致，远胜华工。”恰是这一两重的银元在当时还引发过小小的风波，“初，银元议铸，每重一两为一枚，托日本正金银行代刻祖模，已而讯诸日本造币厂。据谓：各国通例，直径分度，视周缘之厚，宜增十四五倍，视中心则十七八倍。今铸一两重银元，在五洲银货中为最巨。其直径宜增于七钱二分旧式十之一。一以防新旧混淆，一以防厚者音浊，奸民且易作伪之弊，至是熔银饼二，试之，果薄清而厚浊。因请于直督，将圆径增十之一。遂命试铸，其后铸成凡六七千枚，而未发行。嗣发行者，仍重七钱二分，今所谓北洋造者是也。”（民国三年《造币总厂报告书》）

以上两则资料证实，当时北洋银元局共由日本正金银行代刻银、铜祖模百副，其中最为明确的是户部一两，此模1903年3月尚未交付。天津教育出版社《造币总厂》（P231两处）“北洋银元局开办之际已委托日方雕刻铜元、银元祖模（百副）”。

北洋银元局开铸之初，铸行十文铜元（而非银币），后又增铸五文与二十文铜元。光绪二十八年年底《北洋支应局、银元局会陈铸发铜元禀并批》：“现在职银元局也已铸成当十铜元一百五十万枚，禀明解交职应局点收，并蒙宪台出示晓谕铺户居民，一体搭用在案。”又光绪二十九年二月《银元局请分饬天津府县示晓商民行使一文铜元详文并章程》：“窃照职局前奉宪札，以津市钱荒，商民交困，饬铸当十铜元，更铸当五，当二十铜元，准抵制钱行用，业经禀定章程，晓谕通行在案。”

北洋银元局的铜、银各币按龙背区分，可分出三种：小坐龙（专属北洋字面十文铜元）、坐龙（北洋、户部字面五文、十文、二十文铜元及29年北洋七钱二分银元）、户部坐龙（户部一两与户部字面二十文铜元）。（如下图一，分别为北洋小坐龙，北洋坐龙十文铜元与二十九年北洋造坐龙。）

其中小坐龙与坐龙北洋十文铜元，字面按伍德华著《中国当十铜元》归并为一版，不再细分。常识祖模成套雕刻，一面模对应一背模，字面祖模可归为一版，两式背模的雕刻必然系出同源。

《“户部”光绪元宝铜元铸局考略》考证：“北洋银元局除铸有“北洋”光绪元宝铜元外，还铸造了镌有中英文“户部”字样的光绪元宝铜元。”李建清先生进一步认为，不但五文型“户部”光绪元宝出自北洋银元局，如其文中图示“户部”光绪元宝背坐龙与户部坐龙两版二十文铜元，亦“各种版别风格一致，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渐变过程，无疑系一厂所铸”。这种版别风格的一致以及一脉相承的渐变，笔者认为不但系一厂所铸，而且祖模雕刻系出同源。两版二十文铜元分别对应了二十九年户部一两与北洋造七钱二分。户部一两系试铸未发行，是当时“元两之争”的产物，争议甚大本属备胎；而七钱二分是依照前例铸行的流通币。两套设计图稿都在预算当中，由提供设备的日本方面委托雕刻，理所应当。（如下图二：上北洋造七钱二分北洋坐龙，下户部一两户部坐龙，及其衍生出的二十文铜元）

由上综合可知，此三种龙背的雕刻系出同源。但由于祖模数量大、版式多，北洋银元局筹备的时间又短（6月奏设11月开铸），日方负责代刻的显然并非同一雕刻师，是由多位雕刻师分工协作，陆续交付完成了订单，造成了风格一致但有差异的实际情况。

因此日本正金银行代镌的北洋银元局铜、银祖模包罗了三大系列：一是仿广东、湖北坐龙而来的北洋十文小坐龙铜币；二是延续北洋机器局（北洋机器局未有铸铜元记录，机制方孔钱外仅附铸银币）光绪二十六年银元风格的坐龙系列；三是独创的库平一两户部坐龙系列。北洋小坐龙与湖北、广东两省银元坐龙风格相似，乃是由于北洋银元局曾奏请 “调粤局人员邓焯森以资熟手，选聘化验洋技师以校平色。咨取粤鄂两省章程及银铜圆各模，用以折衷参校”（民国三年《造币总厂报告书》）之故。

（三）山东铜元局开铸之初的祖模和设备来源
山东铜元局以横山东小坐龙为开山之作。其祖模来源，根据比较横山东小坐龙和北洋小坐龙，张达定先生认为：“从面文来看，除了“北洋”与“山东”不同外，其余全部一模一样，连珠点数也相同（都是94珠）。从背龙图看来，除了英文“北洋”和“山东”不同外，其它也是一模一样。从正背两面看，其工艺和手法是同出自一个厂（局）的雕刻师之手，而不是仿制人之手。”（《山东光绪元宝之迷初探》）

上文已证北洋小坐龙十文铜元祖模出自日本，因此横山东小坐龙祖模必定也出自日本。

民国三年（1914）山东铜元局将厂内剩余设备归并至天津造币总厂，1914年12月总厂造册《1914年从鲁运来机器统计表》，印花机来源分别为日本作山铁工所造和德国侣佛厂，日造大型印花机2台、小型印花机10台，德造中型印花机12台。

山东铜元局1903年7月奏设后向日本作山铁工厂和正金银行订购了印花机和铜元祖模，开铸之初有印花机日本造印花机12台。此说合于《中国铜元谱》山东篇 “1904年春工厂竣工，安装了12套机器”，再加12台德国印花机也合于陈璧光绪三十三年记载山东铜元局有印花机24台之数。

上文中略有提及周学熙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奉袁世凯之命，考察日本工商币制，五月归国。曾多次参观位于神户的造币局，四月二十八日和四月三十日作山铁工厂的作山专吉又两次呈造币机价单。这对北洋银元局的扩建以及山东铜元局订购设备，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年七月，周学熙之父周馥奏设山东铜元局，向日本订购印花机和祖模。

（四）小坐龙从北洋到山东
如下图，北洋与山东小坐龙最大的不同是在英文，PEI YANG之间有空格间距，SHANTUNG没有空格间距。纵观已认定为英德两国雕刻师完成的祖模，如HU-PEH、KWANG-TUNG、HU-NAN等等，都是有链接号的，这是西文拼写习惯的问题，从此点看亦可知小坐龙并非出自英德两国。北洋之后，在雕刻山东小坐龙的过程中日本雕刻师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失误，从而进行了改进。这是实物上留下的蛛丝马迹的证据。